本网讯：2026年1月，上海市静安区举办“科学合伙人大会”，吸引超500名政府、产业、投资界代表参与。活动不仅展示技术成果，更促成30余个优质项目与资本对接。这种高能级平台的搭建，标志着“科学合伙人”已从个体行为升级为区域创新生态的核心节点。

近日，转枢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技术红娘”到“科学合伙人”：2026，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范式革命》。文章强调，技术经理人从“技术红娘”到“科学合伙人”模式正在发生质的改变，是一场静悄悄的范式革命，科技成果转化正迈向价值共创的新时代。

技术经理人要想真正成为“核心资产”，就要有“不做桥梁，要做灯塔”的勇气和信心........。

现将全文转载如下，仅供参考。

从“技术红娘”到“科学合伙人”：2026，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范式革命

一、从“技术红娘”的黄金时代到终结

在21世纪初至2020年代中期，“技术红娘”曾是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他们活跃于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帮助科学家找到买家，为企业匹配技术，促成技术合同登记，甚至协助申请税收优惠。

但这种模式存在天然缺陷：

1. 服务浅层化：只管“牵线”，不管“落地”

传统中介的核心目标是促成合同签署。一旦技术转让协议签订，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至于这项技术能否量产、是否具备市场竞争力、是否存在知识产权瑕疵——这些后续问题，往往无人跟进。

结果就是：大量技术合同虽成功登记，却长期停留在“纸面成果”阶段。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马蔚华曾指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已从2010年的25%提升至35%，但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这10个百分点的提升，恰恰说明“红娘模式”已触及天花板。

2. 利益错配：中介不担风险，科研团队独自面对“死亡之谷”

从实验室的“样品”到生产线的“商品”，中间横亘着被称为“死亡之谷”的鸿沟。跨越它需要资金、工程化能力、市场验证、合规设计等多重支撑。而传统中介既无能力也无动力参与其中。

一位高校教授曾无奈表示：“我们把技术交出去，对方说‘很好’，然后就没了下文。三年后问起，对方说‘市场不成熟’——可谁来判断市场是否成熟？”

3. 制度漏洞催生乱象

部分地区曾出现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外包给中介机构、收取代理费的情形，既增加了企业负担，也影响了认定登记的公正性和权威性。2026年新版《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明确禁止此类行为，直指行业积弊。

当政策收紧、市场成熟、技术复杂度提升，“红娘模式”的低效与短视再也无法满足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二、2026：制度重构为“科学合伙人”铺路

如果说市场是推力，那么政策就是拉力。2026年，一系列顶层设计密集出台，为“科学合伙人”模式提供了制度土壤。

1.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全面重塑

2026年1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印发新版《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废止2000年旧规。这是该制度近四十年来幅度最大的系统性修订。

其中关键变化包括：

技术合同分类从“四分法”升级为“五分法”，首次将“技术许可合同”独立出来，与《民法典》第862条对接；

电子合同获明确认可，适应数字经济交易习惯；

异议处理机制优化，税务部门可直接对登记结果提出异议，强化政策联动；

严禁登记工作外包，杜绝中介乱象。

这些调整传递一个清晰信号：技术转移不再是简单的行政确认，而是涉及法律、税务、金融的复杂系统工程，必须由专业主体深度参与。

2. 职称互认新政打破人才流动壁垒

2026年1月，中组部、人社部联合印发《关于专业技术类公务员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与专业技术人才职称互认转换有关问题的通知》，实现体制内外职称“双向互认+年限累计”。

这意味着，一名在高校工作的技术经理人，未来可以无缝转入企业或新型研发机构，其专业资历不会“归零”。这为复合型人才跨领域流动扫清障碍，也为“科学合伙人”队伍的壮大提供制度保障。

3. 法律赋权创新联合体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创新联合体可作为“独立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运行，有权牵头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统筹使用财政资金。

这解决了长期以来“身份模糊”“权利不清”的难题，使像“长安先导”这样的市场化新型研发机构，能够以“紧密合伙人”身份深度嵌入创新全链条。

三、市场倒逼：企业要的不是技术，而是解决方案

如果说政策是“推手”，那么市场需求才是真正的“引擎”。

1. 企业需求升级：从“买专利”到“要产品”

过去，企业可能愿意花几十万买一个专利，寄希望于内部团队二次开发。但随着竞争加剧，企业越来越意识到：原始技术≠可用产品。

他们需要的是：

技术是否已完成中试？

是否有稳定的工艺路线？

是否通过行业认证？

是否有明确的客户场景？

这些问题，靠一份技术说明书无法回答。必须有人全程陪跑，从概念验证（PoC）到小批量试产，再到市场推广。

2. 资本逻辑转变：看重“可投性”，而非“可转性”

风投机构不再满足于听一个“技术很牛”的故事。他们要看：

团队是否有商业化能力？

市场规模是否足够大？

护城河是否真实存在？

如果创始团队全是科学家，缺乏商业、运营、融资经验，即便技术领先，也难获青睐。此时，“科学合伙人”的介入就成为关键——他们可以担任CEO、CFO，甚至直接组建核心管理团队。

上海探九技术创始合伙人邹涛举例：一个由两位院士领衔的天然产物合成生物项目，技术国际领先，但团队缺乏产品化能力。探九作为“科学合伙人”，不仅协助完成3轮融资近亿元，还主导建设全国首个生物制造示范线，推动产物进入龙头企业供应链。

3. AI与数字化加速“去中介化”

2026年，AI已能高效完成专利检索、技术比对、合同初审等标准化工作。麦肯锡预测的“4亿岗位受AI冲击”正在加速兑现。那些仅靠信息搬运、流程代办的中介，正被算法取代。

唯有具备判断力、创造力、资源整合力的“科学合伙人”，才能在AI时代立足。

四、实践验证：“科学合伙人”模式在上海跑通

理论再好，也要实践检验。目前，以上海为代表的先行地区，已形成可复制的“科学合伙人”范式。

1. 角色升级：从“牵线人”到“共创者”

上海国科新研创始人佟艳辉提出：“必须构建‘技术经理人+概念验证+金融赋能+产业引爆’的四位一体投行服务平台。”

他们将技术经理人定位为“投行项目负责人”，甚至推出“技术经理人兼任CEO”模式——从项目筛选阶段就与科研团队深度绑定，全程主导价值评估、专利布局、融资谈判、团队搭建。

2. 商业模式革新：告别“佣金依赖”

传统中介收入主要来自交易佣金或政府补贴，导致其倾向于促成“快单”，忽视长期价值。而“科学合伙人”采用：

服务换股权：以专业服务换取初创企业股份；

孵投结合：既提供孵化服务，又进行早期投资；

收益共享：与项目成长绑定，实现长期回报。

数据显示，国科新研自2020年成立以来，孵化项目估值平均增长10–20倍，累计助力企业融资近20亿元。

3. 生态协同：政产学研资服一体化

2026年1月，静安区举办“科学合伙人大会”，吸引超500名政府、产业、投资界代表参与。活动不仅展示技术成果，更促成30余个优质项目与资本对接。

这种高能级平台的搭建，标志着“科学合伙人”已从个体行为升级为区域创新生态的核心节点。

五、人才进化：技术经理人成为“核心资产”

所有模式的背后，都是人。

在上海，技术经理人正从“边缘角色”变为“战略资源”：

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开设技术转移学历教育课程；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与8所高校合作培养复合型人才；

“东方英才计划”将技术转移纳入人才引进重点方向。

东部中心执行总裁邹叔君直言：“上海这两年成果转化数据攀升，除了赋权改革，还有大批技术经理人的成长。他们要做好翻译，确保科学家与企业家深度协作。”

未来的“科学合伙人”（技术经理人），不是一个懂技术、通商业、晓法律、善融资的“六边形战士”，而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生态体系。

六、结语：不做桥梁，要做灯塔

2026年，我们不再提“技术红娘”，不是因为技术转移不重要，而是因为我们对它的期待更高了。

我们不再满足于一座连接两端的桥，而是需要一座照亮前路的灯塔——

它能预判风浪，规划航线，甚至与船员同舟共济。

“科学合伙人”（技术经理人）正是这样一座灯塔。他们不靠信息差生存，而靠创造真实价值赢得尊重；

他们不追求一锤子买卖，而是致力于让每一项中国原创技术，都能在市场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这，才是新质生产力的真正底座。

来源：转枢

编辑：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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